亚星体育登录《扶贫志》：扶贫人英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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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历史文献方面也超越了报告文学的窠臼。没有拘泥于对几百年，旧社会的回顾。为了前后对比的巨大反差，许多扶贫题材文艺作品对历史文献的把握少则从前四十年前说起，多则从清末民国说起。《扶贫志》避免了这个套路，而是将与扶贫有关联的政策性问题进行打捞。如“早在200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到湘西视察，在一个座谈会上，他就对湘西州的干部们说过：湘西其他方面不要搞，当前尽快搞好退耕还林，以后你们就吃旅游这碗饭！”（第33页）以此佐证花垣县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矿产资源型发展模式向环境友好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模式转型，说明这种转型是有历史渊源的。

　　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历史充满了断层。在历史必然中肯定存在着非连续性和偶然性。单从人物的叙述可以看出，有时候一个善念变成一项事业，这样的事例多不胜数。偶然性背后有着很强的必然性。知行合一，这是中国乡村经验，也是大多数知分子的信条，有意义的事最后都落实在行动中。在西方人文科学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落脚点是个人财富主义。因此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认为“利己主义”是“唯一者”的所有动机、行为和目的，他把“人道自由主义”设定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施蒂纳的观点，认为仅从经验现实出发去界定人的本质是不够的，施蒂纳的理论，目的就是为利己主义者立法。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有着他们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华文化传统讲求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扶贫志》中的平民英雄意识是新时代农民个性张扬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英雄主义。提出“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也是有历史文化基础的。

　　田金珍在这部作品中是一个标识性很强人物，她的行为和逻辑极其独特，她像一位起于陋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狠人”，她认准一个伟大的目标，对所要面对困难从不评估，只要结果是有意义的。过程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她凭着不妥协、不敷衍、不将就的狠劲，最后居然成功了。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村妇女，要拍电视剧，当导演。她拍电视剧不是为了拿奖（她压根就不知道拍电视还有“奖”），她看不得孩子受苦，只想记录留守儿童的辛酸，把这些孩子的故事告诉更多内心柔软的人，让大家一起同情他们，替他们想办法。只要让这些“有父母的孤儿”回到父母身边她的目的就达到了。她的这个想法和心中不断升腾起来的大悲悯，两种东西搅和在一起，使她变成了一个疯狂生物，没有人能把这个生物摁住。过程有些荒诞，她搭起了一个叫做“农民剧组”草台班子，身兼制片人、导演、剧务、发行。卖猪筹款，丈夫忍受不了这个败家的疯子老婆，一度闹翻脸。录制、剪辑、合成，这么一个有科技含量的艺术产品，奇迹般的完成了，在村里播出后反响很大，“影碟放到一半，坐在前排的麻中华将头埋在膝盖上，双肩抖动，哭了。” 首映式后，看片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千里寻母记》出现了盗版。田金珍的事迹火出圈了，她的朴素的话语却包含了很高的生活智慧，她认为留守儿童长大成人后，基本生活都没问题，但由于从小缺少父母的爱，以至于成家之后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孩子。这才是大问题。田金珍的“疯狂”行为并未就此止步，她为了夜郞坪村不再有留守儿童，她种桑养蚕，做苗绣，同样在毫无风险评估的情况都成功地做成大产业。一个善念变成了一项事业。夜郎坪村有一种叫“九月糯”的稻谷，田金珍怕它绝种，她做了一件长远的规划，“把它保留下来了。她虽然是个农民，但她有这个意识。”可以看出作者卢一萍对田金珍赞扬的口气。下一步乡村振兴她也做好了规划，以江苏、浙江发达地区为标杆，她要把夜郎坪村纳入花垣县的五大旅游版块。

　　总有一些自发为乡村谋幸福的能人，孔子曰：“十户之邑，必有忠信。”（《论语·公治长》）2500多年了仍然可以套用，这可能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密码。古丈毛坪村的龙献文、保靖大岩村的龙献英，他们是两兄妹。龙献文本来是一位拥有三个公司的企业老板，却做出一件让人觉得“脑子进水了”的决定，回乡当村支书。他的牛角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虽然历尽艰辛，“2010年春节前夕，31户村民全部搬进新房。”产业还在扩大，龙献文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信心在增长。嫁到保靖的妹妹龙献英也带领大岩村的乡亲种茶致富。刚开始种茶也不顺利，大家认为茶当不得饭吃，好好的茶树被公婆薅死了，种了红薯和辣椒。

　　麻阳县楠木桥村与竹子坳、黄茶村合并后成了深度贫困村，涉及到异地搬迁和危房改造，老百姓一开始思想不通，村支书谭绍鲜为此受了委屈也下了苦功。

　　我们天天去给他们做工作，好说歹说，让他们把房子扒了重建，去得多了，他们却说：你们天天来我家，劝我扒房子造屋，我就知道我建一个房，你们可以从我这里赚几万块钱，如果没好处，你天天来跟我说那么多好话干什么？

　　村支书知道老百姓并不说要存心污蔑扶贫干部，他们有的是对建房面积的政策不满，政策规定死了，每人多少面积。竹子坳村和黄茶村的人还不信任他们，过去被心术不正的村干部坑害过。谭绍鲜找到原因，耐心做通他们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创新性的发展出“九村联创扶贫产业园”，产业园规模化，集约化，开创了抱团攻坚的新模式。

　　《扶贫志》是一本为平民英雄树碑立传的书，那些平凡普通的人是如何化茧成蝶，成为英雄的。这本“英雄人物谱”中，田昌英的死磕精神特别显眼。芷江五郎溪村

　　五郎溪村一直是一个大村。山高地偏，田少地薄，到处都是破房烂舍。村里没有电，不通公路，生活用水都在一个露天井塘里。井塘水从没有检测过，周边脏乱，很不卫生。令她印象特别深的是，村里残疾人多。这里原来没有路，离麻阳和芷江的县城都远，很多疾病没有得到及时诊治，本是小病，酿成重疾，导致脑膜炎、脚瘸、眼瞎、聋哑、半身不遂……当时五郎村办残疾证的就有80多人，很多者是一级、二级残疾。她就问老公，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多残疾人？是不是近亲结婚的原因？他说不是，就是因为穷。

　　田昌英一开始的目标很简单，希望五郎溪照上电灯，通公路，喝上干净水。基础设施建好后建市场，村民夸他们的田书记能干，像愚公移山一样搬走了穷根，像穆桂英挂帅一样带领他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脱贫战。把一个“鬼地方”变成了好地方。很穷的时候就严禁乱砍滥伐，习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她最有心得，很顺利地把这个穷村过渡到乡村旅游。她很自豪地说，“我当初之所以想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就是想搞这个。”

　　田昌英痛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办了灯泡厂、菌种厂。接下来乡村振兴还有更大的计划。

　　让成功人士麻兴刚没想到的是，镇党委书记让他去麻拉村当村支书，麻兴刚当即拒绝了。他已经是州人大代表，以及一家矿业集团的党委书记兼常务董事长。最后他不仅当了支书，还把儿子拉进来扶贫。龙山的谭艳林，从小就有过人的商业头脑，她也是一位野蛮生长的逆袭者。1998年13岁的谭艳林用一百块钱，从腊月十五到腊月三十，仅半个月时间滚动经营赚了2400多元。15岁出远门，做过流水线工人，鞋垫生意，工地杂役，超市理货员，外贸企业主管，后来回乡，为了让姑姑这样的残疾人有事做，办起了民族工艺品厂，生意做到了海外。也是一个善念变成了一项事业。石泽林在七彩乡，他的成功经验可供农民分享。“人要出去走走，才能开阔视野。就像我当年要是没有9年的打工经历，我怎么能办陶瓷厂呢？人总归要出去长见识，人的成败主要在见识和经历两个方面。长期待在一个地方，思想是保守的，以为天就这么大，地就这么宽。” 作为富二代的王少甫，他最开心的是贫困户领工资的时候。这位毕业于名牌大学的90后年轻人完全可以在大城市发展事业。

　　书中的典型人物超越了一般的享乐和物质层面，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个人奋斗与国家组织帮扶结合起来，形成的一股巨大的动力，构成了湘西脱贫攻坚战的主基调，这部作品也是以这种模式为叙事策略，构成一个丰满坚实的文本。

　　书中几乎囊括农村各种脱贫致富的产业模式，作品所形成的思想和艺术的综合力量，既是脱贫攻坚战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对乡村振兴有参考意义。《扶贫志》所涉及的人物他们的生活阅历、职业、知识背景很不一样，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文盲还学者、老百姓还是官员、穷人还是大老板，他们都有一股强大的精神能量。同时他们都善于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处理矛盾时有决断力，不成功便成仁。作者对人物的动态把握到位，用细节、语言、事例构成一个力量集合体。

　　正能量“鸡汤”，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在讲求实用的社会，它能产生多重效益。 传递国家的力量：告诉人们以举国之力，在2020年全面脱贫的事实。作为扶贫干部增加信心的力量：书中有来自各个层面的扶贫干部不辞劳苦，全身投入脱贫攻坚战的事实。作为励志鸡汤文的力量：书中个人奋斗故事具有很强有参考价值。别人如何在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家致富的，不是神话传说，也不是虚构文本，有真人真事，可接图索骥。作为产业致富决心的力量：书中有大量如何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策略案例。作为个人素质提升知识的力量：告诉村里的人们如何发展眼光，做一个有方法的干部和有见识的农民。

　　从众多脱贫攻坚故事中看到发展的力量。从《扶贫志》里可以看到乡村振兴的前奏，多方面的基础都已经打好。首先是思想基础，不同身份、不同工种的人群对脱贫攻坚、全面奔小康的意义和目标有了清晰的认识，整体上奋发向上的精神气提上来。其次是物质基础，作品中反反复复出现的、也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如公路、铁路、桥梁、电网、信息基站、城乡居民住宅等都都得到极大改善。第三是产业基础，工商业、农业现代化、第三产业（服务业、文旅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第四是干部基础，人的基础是根本，经过多年扶贫，各级下派的扶贫干部得到了锻炼，在此基础上总结扶贫中的经验教训，继续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各村寨自身成长起来的村干部，乡村能人，都在这一过程中的得到锻炼，村民也对国家政策和不断更新的帮扶方式有所熟悉，与扶贫干部达成某种理解和合作的模式。

　　文本细节的力量。通过细节建立文本的深刻和可感度。龙秀林刚到十八洞村时，还有些许陌生，村民同他礼貌地打招呼。他一想到未来三年将要在这里生活。“他看到这里的人、山水、云雾、鸡犬、草木，甚至被白霜打过的青菜，还没有返青的麦苗，偶尔飞过的雀鸟，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龙秀林满腔热情却遭到村民的冷遇，他与村民之间的间隙感主要来自不信任。一张寡嘴，既没项目又没资金，老百姓不把他当回事。解决了几件多年积累的老大难问题，村民由衷感叹：原来这张嘴厉害，别人磨破嘴皮的事，他三言两语就解决了。龙秀林通过103岁的外婆在十八洞的社会交往方式得到启发，以及晏阳初的乡村教育理念，开发了“村民思想道德信息化管理系统”。龙秀林对执行精准扶贫的理解是到位的：内力与外力共同产生作用的扶贫，就叫“精准扶贫”。凤凰山江镇扶贫工作队给龙林显小朋友礼物这个不起眼的细节，人文主义情怀和平等博爱的理念。

　　语言的力量。《扶贫志》有一种新感觉、新文风，通过人物自述、对话、叙述人叙事、资料补充等多种方式，朴素的语言蕴含着叙术的张力。龙秀林自从担任十八洞村，有时候要接受国家大媒体的采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有一次接受中央办公厅回访，龙秀林本来做了充分准备，写了汇报材料，中办的人却说“随便说说，咱们不看稿子”，龙秀林脑子一片空白，一紧张连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也忘记了。“蒙了十数秒钟后，龙秀林清醒过来了。”他生动形象的总结了十八洞要实现了“五来”目标：“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虫儿回来了，打工的人儿回来了，外面的人儿回来了。”平时听多了四平八稳的公文报告的领导，突然听到如山泉、似春风的诗化排名句，高度评价龙秀林的汇报。就是这种真实、实在、可信的文风，与扶贫题材相得益彰。人物显得真实可感，主旋律最怕红光亮，伟光正，主角的缺陷和错误，反而使文章层次丰满。

　　情感的力量。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用真实故事感染人。故事的情感力量：由湖南省监管局和方正证券吉首分公司下派的邱孝、曾李、龙际友三人工作队，到凤凰县山江镇樟坡村扶贫。山江镇是苗族聚集区，很少有人会讲汉语，语言不通但心灵相通，苗族老人给工作队门框挂三双手工棉鞋的故事。认知的情感力量：湘投集团由四位硕士组成的扶贫工作队对永顺县芙蓉镇的科皮村进行帮扶，科皮村的朵枯组的公路总是修不通，村干部只要一开口就成为众矢之的，村干部和工作队的人无不垂头丧气。工作队开始对朵枯组认真走访，有的村民还认为当低保户是一件光荣的事，精准识贫被取消了低保，觉得在村里颜面失尽。救济式的帮扶，等靠要的思想，穷怕了的历史，都是这些怪现象的根源。老百姓并不是刁民。通过朵枯修路的过程，人性的复杂性写了出来，贫穷的深层原因也挖出来了。被肯定的情感力量：朵枯的路修通了，老党员田兴发和另外5位村民给工作队写了一首山歌，用永顺当地的山歌调声情并茂地唱了出来。工作队制定“五树五建” ，扶贫还要扶志。扶贫以人为本，工作队一共成立了14个协会。

　　对比的力量。扶贫工作队大都是年轻人、高学历，村民以为他们是来镀金的，甚至不配合工作，认为他们四季为明、五谷不分，扶贫可能就搞些的东西，一开始都以怀有戒心。还是以科皮村工作队为例，四个人都很年轻，刚来的时候，有人说：“上头派的人学历是比较高，但作事能不能落地，我们还得看一段时间。”（第198页）朵枯人的这种想法具有代表性。新闻经常出现贫困户用不不签字“要挟”工作队的怪现象。四硕士中陈鹏在英国留过学，他把在英国看到的现代化农业的思路引用过来，在科皮村推行高科技农业，加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用人工智能取代人工劳动。提前把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活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落实到位。赢得贫困户的好感。

　　榜样的力量。王兴法是凭空飞来的扶贫者，既不是石门薛家村的人，也不是政府下派的扶贫工作队成员，他是扶贫人中一个另类，一朵奇葩，他的另类还体现在生活细节上，卢一萍初见王新法时印象深刻，60岁的人，背着有毛主章和“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据王新法妻子说，他在街上看到一位穿着漂亮裙子的女士骑自行车从身边经过，便不管不顾地追上去，女士害怕极了，骑得飞快，王新法拼命追，终于把那位女士逼停。女士问他想干什么，王新法说：“我一个当兵的，你怕啥嘛，我就是想问问你穿的裙子是在哪里买的，我想给我爱人也买一件。” （第387页）河北人王新法自费到湖南石门薛家村扶贫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了。他没把自己当外人，修桥补路、建烈士陵园、农家乐、茶园等。作者言必称“王大哥”，去世用的“殒落”这个词。“王大哥的话不多，席间很严肃，眉头拧着，总在想问题。从他偶尔讲出来的话语中，就感觉到这个人太干净了，一辈子经历沧桑，都没有受过什么污染，社会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一点痕迹。” 作者也给王新法一个判词：“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

　　扶贫题材天生就是一种“硬材料”，几乎每个接触这类题材的作家都想把硬材料进行艺术化处理，花式结构、骈俪文采，但却很容易写成一个空洞无物、多肉少骨的东西，《扶贫志》跳出了这个窠臼。扶贫题材既要思想深度，又要表现力度，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关系，这对作者是一个挑战。脱贫攻坚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精准识贫环节最能考验干部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书中有一个数据，十八洞村的精准识贫结果由第三方评估，群众满意度达99.1%。这是很高的评价。《扶贫志》读者的满意度无法统计，作为非虚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以人为主线的叙事模式，结构上需要一种精神贯通，而实际上它的章节分布表现得并无内在逻辑，五大块的主题相互交叉，边界不够清晰。某些篇章单薄，材料不足，而有些章节过于冗长。对人物精神性把握还有提升空间，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有探索的可能等。但瑕不掩瑜，作品传递了正能量，对扶贫人的付出给予了肯定，对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们极大的鼓舞。同时也让读者体验到了扶贫事业的艰辛和伟大。以文学的方式对此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真实记述，它达到了准确、真诚、真实、好看的效果，既有历史文献用途，又有现实参考价值，其中有些典型案例甚至可以作为乡村振兴的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