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零边际成本社会（10）

　　新的共享支持者远远不只构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更代表了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影响力可能与资本主义时代初期神学向意识形态世界观的跃进一样显著和持久。

　　以产消者构成的协同主义者和由投资者组成的资本家之间的斗争虽然处于初级阶段，却在塑造着整个21世纪上半叶经济战争的关键形态。回想一下，在第一部分里，我们研究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经济是如何通过将工人与自有生产工具相分离，以及将股东投资者与其对自有公司的管理相分离，来实现向通信/能源矩阵转移的。今天，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通信/能源矩阵让消费者成为自己的生产者。产消者这一新概念反过来促成了更多的合作，并在接近于零边际成本的条件下进行着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分布式网络化共享，扰乱了资本市场的运作。协同者与资本家之间的经济冲突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冲突，它将有可能重新定义未来几年内的人类发展进程。如果为这个新兴的文化事件设定一个基本主题，那就是“一切事物的民主化”。

　　自由文化运动、环保运动、收回公地运动，这些运动是这出徐徐展开的文化大戏的共同缔造者。每一个运动的宣言和理念中都具有独特且鲜明的隐喻。在同一时间，这些运动因为越来越多地借用彼此的理念、战略和措施，而更加接近彼此，从而形成一个单一的框架。

　　如果说自由文化运动拥有某一个触发点，且在那一刻所有黑客的希望和想象都被激发，那么这一触发点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开始攻击他们，并显露出计算机和软件革命商业化丑陋的一面。1976年，愤怒的比尔·盖茨发表了一则谩骂式的警告，以表达他对黑客的谴责和愤怒：

　　大多数电脑爱好者必须明白，你们的电脑中使用的大部分软件都是偷来的。电脑硬件必须花钱购买，软件却可以分享。谁关心过软件开发者是否得到了报酬？这样做公平吗？……谁能接受承担了专业工作后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事实上，除了我们，没有人会投入大量资金开发软件……但是，我们并不愿意把自己开发的软件提供给软件爱好者免费使用。更直接地说，你们所做的事就是盗窃。

　　盖茨的谴责并非空穴来风。计算机和软件行业日臻成熟，黑客文化在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牌科技类高校中十分流行，他们在一种轻松且具有创造性的氛围中进行软件开发的协同共享。然而，他们此刻需要面对盖茨这位新成员，他试图将这次通信革命带来的成果推向商业社会。盖茨是第一个与他们划清界限的人，而另外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的年青黑客理查德·M·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则接受了盖茨的挑战，并触及了盖茨的底线。

　　斯托曼认为，软件代码正在迅速成为人—人以及人—人—物沟通的语言，允许私营企业获得这种通信方式的所有权，设定其他人使用软件代码的条件并实现租赁收益，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斯托曼宣称，所有软件都应该是免费的，他将自己的观点比喻为“啤酒不是免费的，言论却是自由（免费）的”。斯托曼和盖茨的观点极端对立。盖茨认为，免费使用软件是盗窃行为，斯托曼则认为软件的使用就好像一样，应该不受限制。

　　为了创建一种技术方法来保证软件的分发、协同和免费，斯托曼将身边最好的程序员组成了一个合伙人组织。他们选择了一种名为GNU的免费操作系统，该系统完全由免费软件组成，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访问、使用和修改其中的代码。斯托曼等人随后于1995年创立了免费软件基金会，并发出了4条自由宣言：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运行程序都是自由的。学习软件的工作原理应是自由的，出于个人意愿和计算目的修改软件的工作方式应是自由的……为帮助身边人而分发软件副本应是自由的。（而且）分发修改过的软件版本，并将其拷贝给他人应是自由的。这样，整个社会都有机会从你对软件所做的修改中获益。

　　为了实现他的宣言，斯托曼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创建了一个免费的软件许可项目，即GNU GPL，这个项目能确保他实现这4条自由宣言。这些许可证被斯托曼戏称为“Copyleft”，是版权法的另一种应用途径。不同于传统版权法赋予软件持有人的禁止他人复制、使用或分发其作品的权利，“Copyleft”协议许可允许作者“让每个获得软件副本的人都能重新制作、修改或分发这些副本，并要求所修改或分发的任何副本或改编版本也受同样的许可协议制约”。

　　GPL成为建立软件免费共享机制的媒介。该协议引入了很多奥斯特罗姆所提出的共享管理特性，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对代码的包含条件和排除限制，对代码的访问、提取、监控等权限的管理，以及对资源的自我管理、加强和监护。GPL以及其他遵循该协议的免费软件协议赋予了数百万人与他人自由协同创作软件的合法手段，其中也包括经过正式商定并具有经营原则的法律手段。此外，GPL也为后来的自由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将文化自由运动进行了拟人化的描述，并且创造了一种贴切的说法—“代码即是法则”。

　　在斯托曼发布GNU操作系统和GPL 6年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位名叫莱纳斯·托瓦德斯（Linus Torvalds）的年轻人针对类似Unix操作系统的个人计算机开发了一款免费软件内核，该软件与斯托曼的GNU项目兼容，并遵循免费软件协会公布的GPL进行分发。这款名为Linux的软件内核使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个人用户能够通过互联网彼此协作，共同提高免费软件代码的质量。

　　今天，世界范围内速度最快的500台超级计算机以及90%的世界500强企业都运行GNU/Linux系统，其使用范围甚至涵盖平板电脑和手机等嵌入式系统。哥伦比亚大学法律和法律史教授伊本·莫格林（Eben Moglen）曾在1999年这样记录了Linux带来的重要开创性：

　　由于托瓦德斯选择遵循免费软件基金会的GPL来公布Linux内核代码……因此，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程序员选择继续贡献他们的力量，对Linux内核进行进一步的开发和维护。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协议可以确保没有人能够获得Linux的所有权。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能够测试和改进代码并发布改进后的代码。

　　GNU/Linux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全球框架下的免费软件协同，并以最佳的方式实现了资本市场条件下的软件开发。莫格林继续写道：

　　Linux内核的开发证明了互联网集结程序员的协同能力，该能力超越了以往任何商业公司。人们彼此平等地开发和维护一个超过100万行的代码项目，开发人员遍布全球，且这种劳动是无偿的，这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都是不可想象的。

　　1998年，免费软件运动的一些重要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他们称为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组织。该组织的两位创始人埃里克·S·雷蒙德（Eric S. Raymond）和布鲁斯·佩伦斯（Bruce Perens）曾警告说，免费软件的理念会吓走商业利益。他们尤其担心软件的免费性可能会让人认为软件开发成本为零。对于私营企业而言，零边际成本就意味着零边际利润、零利益和免费商品。对商业社会来说，这是一种过于重大的理念性飞跃。

　　该组织选择开放源代码软件。实际上，免费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之间的区别是概念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开放源代码软件与免费软件都基于大致相同的许可协议。然而，雷蒙德和佩伦斯都急于让商业社会认可开放源代码软件作为一个实际商业提案的优点，但其前提是持有软件授权是不道德的行为。

　　斯托曼和雷蒙德都承认，免费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差别。但斯托曼认为，开放源代码软件这一转变弱化了免费软件运动的概念，削弱了这一运动的实际效果，从而为软件的商业化打开了一扇门。从长远来看，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概念鼓励了在许可协议之下获取长远收益的行为。因此，斯托曼总结并断言：“开放源代码软件是一种软件开发方法，免费软件却是一场社会运动。”

　　斯托曼理所当然地认为，开放源代码会让更多的商家使用免费软件，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家同意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初衷或理念，而是因为开放源代码可以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带来更多的用户，并且使他们从中获益。斯托曼警告说：“这些用户迟早会因为一些实际的好处而被建议重新使用专有软件。”尽管如此，开放源代码软件已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已引起大量商家的注意，同时，它还可继续从学术界和民间获得技术支持。

　　尽管如此，免费软件和开放源代码软件都更侧重于确保代码这一新媒体语言的普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一个极客的代码练习演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一夜之间，数百万人创建了虚拟社交沙龙，彼此连接在一起。社交媒体的出现让人们的话题从对代码的讨论转向了彼此的沟通和对话。互联网成了虚拟的全球市民广场，人们共享音乐文件、视频、图片和新闻。突然之间，免费软件运动成了一场更大的自由文化运动的一部分。雷蒙德用“集市”比喻虚拟空间中的活动表象，这些活动表象可能是创意、愿望、梦想融合在一起的无数种表现形式，也可能是人们在其中的深度合作和角色扮演。一种对互联网的认识正在逐渐形成，那就是互联网是创造社会资本的地方，而不是创造资本市场的地方。世界上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希望登台演出，彼此分享各自创作的视频和照片，分享音乐心得，用博客记录想法并分享观点，在上编纂学术条目，希望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可以给他人带去价值。

　　这种人类社会属性的变化超越了血缘、宗教信仰和民族意识，演变为一种全球性意识。这是由27亿业余爱好者引领的一种规模空前的文化现象。因为有了互联网这一分散、协同和横向操作的通信媒介，这场文化的全球民主化成为可能。而互联网的这种操作逻辑则有利于建立一种开放共享的民主化自我管理形式。

　　劳伦斯·莱斯格是最早看到这种民主化文化媒介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意义的人之一。至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文化”这个词被分成高低两个层次。其中隐含的意义是，前者创造具有持久价值的社会资本，后者退居其次，是用于娱乐群众的廉价文化。

　　但是，互联网颠覆了这种文化尺度。现在，20亿业余爱好者发现自己正居于上层，为上至社会精英和下至普通百姓重新定义社会导向。但是，文化的民主化却无法得到保证。莱斯格等人警告说，商界和专业人士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反对这种颠覆，这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关闭了互联网上那些独具合作潜力和个体创造性的论坛。

　　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创造依赖于介质的性质。以煤炭为动力的蒸汽革命催生了图书及期刊，而后来的电力革命又催生了受版权保护的电影、广播和电视。媒体的集中特性以及贡献者的边界和轮廓使文化的内容具有“个体化”性质。

　　印刷技术使个人版权成为可能。虽然个体作家以前也存在过，比如亚里士多德或托马斯·阿奎那，但这非常罕见。在文字文化中，一部手稿往往由数百名匿名文士合作，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在抄写的过程中，文士可能会改变文本的微小细节，或者放大文稿中的一两句话。他们对文稿所做的这些改变，很难被当作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文士通常将自己视作复印机。即使自己的名字与整部作品联系在一起，也很少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自己独创思想的体现。相反，他们认为，观点不应该来自对自己产生启示的想象或灵感，而应该完全来自于内心独特的创造性见解。然而，这样的观点显得非常奇怪，甚至不可理喻。

　　印刷技术允许任何人写下他们的想法，然后通过印刷和广泛阅读的形式实现写作的民主化。接着，版权法的出台又激发了人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话语这一新颖想法。既然能够拥有对自己话语的所有权，不可避免地，人们继而顺理成章地认为，思想也是自我劳动的产物，因此，个人成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印刷技术以及版权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关闭了部分公共交流的渠道（在文字或口头文化中，一个人拥有自己话语的所有权，并对倾听者收取费用，这种想法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图书印刷也关闭了另一个层次的交流。在口头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实时发生的。在人与人的沟通交流中，思维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主题常常不停变化。而图书正好相反，它是一种单向的对话，整本书一般围绕一个中心主题或一个观点，而观点则永远固定在了那些打印出来的纸张上以及前后书皮之间的书页里。

　　语言被视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验分享，而印刷技术如此不同寻常的原因是与语言相比，它是一种“孤独性的体验”。印刷技术实现了沟通私有化。人们阅读的过程都是独立进行的，读者不能与作者交流。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处于自己独立的世界中，无法进行实时对话。阅读的这种单向性本质强化了“沟通是一种纯粹发生在心灵内部的自主行为”这一看法。这样，沟通的社会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当人们阅读时，读者就退入一个远离社会的封闭空间。沟通的封闭实际上建立了数百万个自我的世界。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指出，阅读文化比口头文化更具有个人主义色彩，更自主。她写道：

　　将社会视为离散单元的集合体的概念或“个人优先于集体”的概念更适合读者而不是倾听者。

　　而互联网正好相反，它消除了界限，使著作权变成了一种协同开放的形式，而非始终受版权保护的封闭过程。莱斯格提醒人们注意互联网上文化创造的模仿特性。对于起步者来说，互联网一代写的文字并不多，他们主要通过图像、声音和视频进行交流。由于互联网的分布特性，对不同类型的内容进行混合、匹配、剪切和粘贴非常容易。而且由于在互联网上复制信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孩子们从小就认为分享信息和分享谈话之间没什么区别。互联网互联互通以及互动的性质亟待人们展开合作，从而产生了莱斯格所说的“混音”文化，即其中每个人都参与到其他人的活动中，使用多种媒体，将自己的更改添加到共同的主题里，并将作品传给其他人，这样往复，永无止境。莱斯格说：“这些混音都是对话。而正如上一代人在对话中不向彼此收费一样，互联网一代也有同样的感觉，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彼此间对话的性质稍有不同。”

　　虽然现在的对话交流还局限于大约27亿人，但这种新的“混音”交流形式已经变得几乎和口头交流一样便宜。要确保这种全球对话以及协同文化不被切断，就需要寻求法律手段，以确保这种新的“公共品”的开放性。2001年，莱斯格和一些同事创立了一个名为“知识共享”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追随斯托曼和其他免费软件运动，颁发名为“创造共享制”的Copyleft许可证书，该证书对任何文化内容的创造者免费。它提供了多种选择，作者可以标记自己创造的那部分内容，并确定他们希望其他人可获得这些内容的自由度。莱斯格解释说，“知识共享”证书的关键特征是使用“保留部分权利”来代替“保留所有权利”。

　　自由可以指自由地分担工作，也可以指自由地进行混合创作，或两者兼有。这些限制是指该作品仅用于非商业目的，或者只有当用户平等分享时方可使用（赋予他人可继承的权利的自由），或两者兼有。创作者可以混合利用这些自由和限制，这产生了3个层次、6个不同种类的许可证。

　　《我的生活》（My Life）是由艺术家科林·慕彻勒（Colin Mutchler）创作的一首歌曲。他将这首歌曲的吉他乐谱上传到了一个免费网站，让其他用户可以在“知识共享”的授权下进行下载。一位名叫科拉·贝丝（Cora Beth）的17岁小提琴手下载了这个乐谱，在上面加入了小提琴乐谱，并将歌曲改名为“我的生活改变了”（My Life Changed），然后重新把它上传到该网站，让其他人随意下载修改。现在，我已经看到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混音版本。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创作者能够在不违反现行的版权法且无律师阻挠的情况下进行创作。

　　“知识共享”证书正以一种近乎“病毒式”的速度扩散。截至2008年，该证书已对1.3亿件作品进行了授权，其中不乏很多唱片界的大牌作品。Flickr网站就有近2亿张拥有该授权的照片。2012年，也就是仅在YouTube视频网站推出“知识共享”视频库一年后，就有超过400万个视频上传到该网站。2009年，依据“知识共享”，对其网站内的所有内容进行了重新授权。

　　“知识共享”还建立了一种科学共享的模式。研究人员认为，版权保护法（尤其是专利技术）阻止了信息的及时共享，拖延了研究进度，妨碍了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并且阻碍了创新。更糟糕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为巨头公司（例如生命科学公司、农业、制药公司）提供了一种阻碍创造力并打压竞争的手段。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实验室和世界各地由基金会赞助的实验室中，科学家们不再用版权法保护他们的研究成果，而是将他们的研究上传到那些受规管的共享开源网络中，与同行们免费共享。

　　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采用了“知识共享”证书。这是一个长期开展的基因队列研究课题，旨在对10万名志愿者提供的基因组数据进行排序和传播，以便推进个人订制医疗领域的研究。所有受“知识共享”证书授权的基因组数据将被放置在公共领域，允许科学家在互联网上自由访问，并免费使用他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尽管“知识共享”证书取得了成功，莱斯格仍然竭尽全力地解释他并不是“逐渐摒弃版权运动”的一分子。他认为，版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可行，但需要给予开放源一定空间来确保商业市场与共享的同时存在。我猜想，他的想法在短期内是正确的，但从长远来看并非如此。

　　在经济生活中，当资源稀缺时，专利和版权意识就会蓬勃发展；在资源丰富时，专利和版权意识则没有用武之地。当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近乎免费，且边际生产成本接近于零时，知识产权保护还有何意义？

　　对传统的版权和专利保护来说，开放源许可的发展壮大已经是严重的威胁，因为创意作品从以前的单一署名权成果逐渐变为多人协同的共同成果。同时，由数以百万计的个人信息混合而成的大数据也正在被更多地分享。正如信息需要自由一样，“大数据也需要得以传播”。为什么大数据具有这样的价值？这是因为，通过对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贡献者以及来源进行分析，可以寻找一种模式，举一反三，并利用大家共享的数据来解决问题。在一个分布式协同的社会中，数百万的个人数据有助于集思广益，通过公共分享使所有人受益，而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封闭的知识产权形式。

　　旨在鼓励文化民主化的开放源代码许可协议当然是一件好事，其附带的法律文书规定的共享管理运作模式更是锦上添花。有一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很多方面都可以采用公共管理的方式，并得到最佳的优化，因为共享能为我们建立社会资本和信任。但是，我们能否依靠开放源代码许可、公共管理等这样一些模糊的概念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呢？这些都属于法律工具和管理方法，并不能算作世界观，因为它们缺少一项总体描述，缺乏对人类未来旅程的全新演绎，更缺乏对现实的理解。

　　IT界、互联网和自由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意识到，尽管他们通过免费软件许可以及“知识共享”协议等方式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的理念缺少理论元素。虽然他们的活动声势浩大，但其眼光的远大性比不上其活动的活跃性。他们发现自己所做的仅仅是“救火工作”而已，而不是开辟一片新的天地。由于资本主义市场所有权依然存在，这些人往往被约束在回旋集中的旧范式里，很难打造出一片新天地。

　　虽然自由文化理论家开始努力为该运动寻找一个理论框架，但这种努力仍处于空想阶段。2003年，杜克大学法学教授、“知识共享”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博伊尔（James Boyle）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共领域的第二次圈地运动和建设”（The Second EnclosureM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Domain）的文章，引发了关于寻找理论依据的争论。

　　他的文章指出，经济趋势基金会和其他遗传及环境活动家之所以如此努力，是为了保持遗传基因组的共享和开放性，人类基因组和其他所有基因组都是人类进化的“共同遗产”，因此不能成为个人的私有财产。

　　博伊尔感觉到，新出现的“生物信息学模糊了计算机建模和生物研究之间的界限”，它使开放源的基因组研究从狭隘的企业利益中跳出来，解放了生物医学研究，使地球上的遗传资源管理工作成为人类“共同”的责任。

　　通过这个例子，博伊尔从自由文化者与传统市场捍卫者之间日复一日的斗争中跳出，转而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思考，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当前人类进程的形式。他的观点十分深刻，并提出了一种新的观察方式。他写道：

　　我们希望至少在未来的世界中，更多的知识和创造性生产是免费的，这样的未来是一定可以能实现的。斯托曼解释说，这里的“free”是指“自由言论”中的自由，而不是“免费啤酒”中的“免费”，但是我们希望，其中很大一部分不仅不受集中控制，成本也很低，甚至为零。当生产的边际成本为零，传输和存储的边际成本也趋近于零时，创作的过程就成了一种添加剂，大部分劳动也将无须付费。这样的世界看起来和现在稍有不同，但这至少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或者是这个可以预见的未来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个我们应该勇于接受的未来。

　　我们应该如何打造这样的未来？当然，我们不能生搬过去的公共领域中那些模糊的法律概念。博伊尔等人都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能将松散的想法进行整合的理论，并构建一个框架讨论他们想建立的世界。

　　博伊尔开始意识到，伴随了自由文化运动20年的环保运动已成功发展了一套严谨的普遍理论，它不仅能启发环保运动的发展，而且能把这两项运动协调起来，使之共同发展。

　　现代环保运动存在一种双重现象。生态科学界一直在研究构成地球生命系统复杂的动态平衡的方式和关系，同时，活动家们也在利用其获得的知识，不断探索重新构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新途径。例如，早期活动家就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生态学家们对生物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们意识到，要想保护物种，就必须把重点放在保护它们的栖息地上。这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濒危物种之所以常常处于危险之中，都是由于政治、商业和住宅的肆意规划。这些规划打乱了生态系统，破坏了复杂的动态生态平衡，造成了天然动植物数量的锐减。20世纪90年代，在获得了这方面的数据后，活动家们开始推动“跨境和平公园”，这是一个正在世界各地实施的全新发展理念。它的使命是：重新连接先前被国界割断的自然生态系统，不仅要恢复生物迁徙方式，还要恢复各种生态系统中复杂的物种关系。

　　“跨境公园”的理念脱离了目前强调环境的隔离、私有化和商业开发的论调，有利于整合区域生态系统的共享区域，并在其中恢复和管理生物的多样性。让大自然的界限取代政治和商业界限具有重要意义，它重新定义了社会发展方向，使人们抛弃对个人私利、商业追求和地缘政治的考虑，转而追求自然的总体幸福感。

　　“跨境公园”代表着一个大逆转的开始。在地球环境共享被逐渐隔离了半个世纪后，“跨境公园”重新恢复了共享，尽管恢复程度十分有限。生态学因其重要性而成为一门学科，因为它强调地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能以共生和协同的方式运行，以维持整体的功能。达尔文则更关注生物个体和物种，他从资源背景的角度看待环境，而生态学则从环境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环境。

　　生态学的前身是对栖息地和生态系统的研究。20世纪初，俄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沃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扩大了生态学的概念，将地球的生态运行作为一个整体涵盖了进去。沃纳德斯基的观点与传统科学思想截然不同，他并不认为地球的地质过程是由生物学进程的演变独立造成的。他于1926年出版了重要著作，提出了地质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发展具有共生关系这一基本理论。沃纳德斯基提出，地球上惰性化学品的循环受到生命物质质量和数量的影响。反过来，这些生命物质也受到在地球上循环的惰性化学物质的质量和数量的影响。他把这个新理论称为“生物圈”。他对地球进化方式的看法改变了科学家们理解和研究地球运作的理论框架。

　　一个“综合的生活和生命支持系统”，包括目前自然存在的任何生命形态的地球外层，及其大气层自下而上的环境。

　　生物圈从栖息着最原始的生命形态的大洋海底向上延伸到平流层，只有约64.4千米。在这个狭窄的区域，地球上的生物进程和地质进程以一种复杂的形式不断相互影响。生物圈决定了这个星球上的生命进化之路。

　　20世纪70年代，公众逐渐意识到全球污染和地球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生物圈科学的地位因而变得更为重要。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和美国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发表的盖亚假说引发了科学界的新一轮兴趣，他们开始日益关注工业污染对生物圈造成的影响。

　　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有机生命体，地球化学和生物进程互相影响、互相检查，以确保在地球温度下，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使这个星球适宜生命的延续。这两位科学家引用了氧气和甲烷调节的例子。地球上的氧气含量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水平，氧气太多会使全球面临大灾难的威胁，氧气太少则会面临阻断生命传承的威胁。洛夫洛克和马古利斯的理论认为，当氧气含量超过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时，某种预警信号就会触发微小细菌，释放更多的甲烷到大气中，以减少氧含量，直到达到稳定状态。